企业家建言

企业家建言

自贸区需制度创新　　李书福 (吉利集团董事长)　　上海自贸区承载的决不仅仅是28平方公里的问题，而应是事关整个国家—关系到国家的法律 、政策和国家的管理问题。　　举例来说，三年前，当吉利集团成功并购沃尔沃轿车后，随即出现了一个难以破解的难题：按照国家政策，遵循三资企业法的相关规定，企业的性质要按照注册地来确定。由于沃尔沃轿车公司的注册地在瑞典，因此这家企业的性质就被定性为瑞典公司，也就是外资公司。从法律上来说，沃尔沃轿车要在中国生产就必须通过合资。　　于是，吉利并购沃尔沃轿车后，直接在吉利的工厂生产沃尔沃轿车—这一原本我们认为很简单的事情，却未能按预期实现。　　当年，美国福特公司并购沃尔沃轿车后，就将其纳入了全球的规划(这只是美国企业拥有的一个瑞典的汽车公司而已)，随后福特的中国合资公司就可以生产沃尔沃轿车了。而当沃尔沃成为自主品牌吉利所有的产品后，却因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而不能在吉利工厂生产，这样的制度令人费解—最终，我们只能按照规定申报成立合资企业，并且必须要建立新的工厂。　　如果沃尔沃轿车当时被认定为中国的企业，我们的研发、采购、销售、全球布局就会展开得很顺畅—利用中国的成本，在中国大批量生产产品，利用沃尔沃的技术、品牌、网络、研发能力，出口到全球，会非常有竞争力。　　我相信，其他中国企业在投资行为中，也或多或少遭遇过类似吉利这样的由投资管理体制引发的问题。这也不禁让人思考，如果上海自贸区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能否像其他国家一样，以实际的资本控制人来认定企业的性质呢？　　此前，人大授权在上海自贸区暂停实施三资企业法，是探索怎样调整、解决制度问题的良好开端。如果投资体制改革真的能在自贸区展开，未来的中国企业将受益匪浅。　　降低行政监管复杂度　　许连捷 (恒安国际首席执行官)　　从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上海自贸区的一个期待，就是能否设立出符合国际标准的行为准则。经济转型转了这么多年，但严格来说是政府的行政职能没有多少改变，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们的转型。　　恒安是做快销品的，这个行业是充分竞争的，我们依靠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恒安的产品从1988年开始就和宝洁竞争了。当时宝洁等跨国公司，带来的产品普遍定位高端。在跨国公司不屑进入的低端市场，恒安找到了切入点，并成功地打入了跨国公司没有介入的卫生巾市场，而当时的中国，尚未形成使用卫生巾的习惯，恒安在成功地切入这一市场后，也成功地将卫生巾的使用习惯植入了中国，奠定了未来的品牌。　　这种差异化的竞争路线，一直贯穿于恒安的发展。而产品创新更是恒安集团不断抢占先机的成功要素。从“安乐”、到“安尔乐”、“七度空间”卫生巾，到另一个主打产品“心相印”纸巾，恒安的产品都在改变市场现状，引领行业品质的提升，长期保持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全国同行第一。　　2010年，高盛投资银行报告显示，恒安集团的盈利能力、业绩增长能力、税前利润率三大指标在全球同行业中名列第一，并被评为全球最有价值投资的消费性产品公司。而这一排名排在了我们很多跨国公司竞争对手的前面。　　在市场化的竞争中，恒安没有被跨国公司打败，反而赢得了竞争优势 。但是我们也还会有一些困惑。这就是在地方上，经常会有“土政策”的出现—即行政行为准则不一致，各个地方没有统一的标准。如果上海自贸区能够从制度上规范这种行政监管的随意性，将会很大程度地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　　最近新华社记者向我们调研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问到恒安为什么在香港上市。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很规范，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批准我们在香港上市的，其实也不需要认识他们。但在内地情况就会复杂很多，上市要复杂的审批程序，融资也要复杂的审批程序。一些企业家正是为了减少和监管部门打交道，没有选择在境内上市—民营企业不怕竞争，就怕不规范的制度影响我们的发展环境。所以我觉得上海自贸区需要制定能够适应全球化的游戏规则，这一点确实任重而道远。　　跨国公司布局中国瓶颈不少　　徐海瑛(诺华集团(中国)总裁)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尝试。但因为缺少对细节的了解，对于像诺华这样的一个医疗保健企业如何抓住上海自贸区这一新机遇，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细致的研究。不过，我们对于如何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大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中中国市场的份额是非常关注的。　　近几年，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中考虑的因素更广泛，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也有了更多的竞争者。从生产要素的成本来讲，中国发展到今天，沿海地区的要素成本包括土地、资本、高端人才等与国际上很多国家相比已不具备特别明显的竞争优势了，营商环境也很复杂。当然持续发展的经济和市场仍然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人才的供给也比以前充裕很多。　　就政策环境而言，现在各个政府部门都有一些各自负责的招商引资政策，但企业更需要的是系统的、互相衔接良好的一个政策体系和持续稳定、公平的政策执行和监督环境，打造一个有竞争力的产业，也是需要政府各部门统筹、协作的体系的。在这一点上，新加坡在吸引高技术产业投资方面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另一个建议是能否有一个更有效的机制让外企在带动中国自主创新方面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诺华在上海的研发中心是集团在全球的第三大研发中心，拥有国际水平的人才和专业储备，是诺华全球研发的紧密一环。如果自贸区的设立能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环境让我们的研发项目能平等地享有国内企业的鼓励和补贴政策，将跨国公司的研发作为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将吸引更多的研发投资和项目来到中国。而在此之前，诺华在中国已有一个良好的与国内科研机构合作的研发体系，也非常愿意更广泛地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配置全球资源需便捷条件　　关志华(巴斯夫全球高级副总裁、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从战略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有必要紧扣国际形势进一步开放。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去研究中国在整个全球化过程当中如何进一步争取做“全球公民”。这一方面要求我们要遵守国际的准则，同时也要不断改革。　　巴斯夫作为一家制造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是长期的，中国对我们的吸引力并不是哪个单项政策，而是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的不断改革和发展，也在研究怎么样去配合这种发展。　　目前，我们在中国的发展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成本分摊问题。作为一个跨国公司，我们希望中国可以接受在全球范围内分摊成本。但目前，这种成本分摊，从中国国内税务的角度来说是不容易被接受的。　　跨国公司并不需要特殊的优惠政策，只是在希望中国经营可以方便地享有国民待遇和全球资源，给跨国公司内部结算的方便，尤其是加快外汇付款的审批，允许跨国公司按照自己的需要，充分利用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服务，并进行成本对冲—这些是我们迫切需要的。　　除了配置全球资源的便捷性外，从制造行业来说，我们更加重视产业链的发展，对未来的研发、发展我们非常看重。我们认为，未来的发展需要创新，但这个创新不是建立在一家、两家企业上的创新，而是整个产业链的创新。而这个产业链也不是某一家公司独有的，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来推动。例如新能源汽车、环保建筑的产业链，都可以考虑通过打造一个平台来推动产业链的发展。　　目前，我们并不了解未来上海自贸试验区是怎么一回事及作为制造业的跨国公司如何具体参与进去，但上海自贸区的设计或许可以考虑以上几个方面的建议，而这些都是企业切实需要的。　　避免频繁的政策摇摆　　钱明诚(朗盛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朗盛公司一直非常看好中国的市场。在2004年进入中国以来，朗盛在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以贸易为开端后，朗盛将投资拓展到了中国的很多领域，并将大中华区的总部设在中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也在不断受到其他地区的挑战。比如，拥有非常完备的外资配套政策和服务的新加坡。　　政策的倾斜和完善的服务使新加坡在吸引外资方面有非常强的竞争力。举例来说，朗盛的总部在德国 ，但当我们一个项目在设立初期，我们在法兰克福就可以享受到新加坡的投资促进服务，他们能够为给我们提供十分全面的投资信息。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拥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中国的大市场。实际上，我们目前在新加坡和香港设立的研发中心，更多的只是考虑到这两地在税收和物流上的优惠和便利，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中国市场。如果中国在配套政策和服务领域能够不断健全，那么最终上述业务也会被吸引至中国。而未来，上海自贸区可能就具备这样的潜力。　　就当下的政策而言，我们希望投资国具有非常稳健和清晰的政策，过分频繁的政策摇摆常常给我们带来困惑。同时，我们希望在建立法规、规则的同时能够加强执法，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国内公司没有按照游戏规则开展业务，也没有受到任何监管，这也会造成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困扰。或许，希望通过上海自贸区的试点，政府可以确确实实地拿出一些比较清晰的政策、法规，同时加强执行，形成一个国际化的公平竞争平台。　　自贸区不能是孤岛　　林伟中　　上海自贸区设立的设想，应该是希望在自贸区内建立一个区别于国内现行做法，拥有制度性突破的试点。但在拥有自己独立性的同时，自贸区决不能成为一个“孤岛”。这是因为，一旦成为孤岛的话，自贸区就丧失了对企业投资的吸引力。因此，对自贸区来说，既要有独立性，同时也要辐射到中国市场。　　具体问题来看，我认为上海自贸区对中国的资本开放，包括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利率市场化应该提供更多的便利。现在国内的资本还未完全放开，在利率、汇率及资本进出等方面均有限制。　　举一个例子。在存款利率方面，国内是两个价格，一个是同业拆借的价格，一个是理财产品存款的价格。同样100块钱，同业拆进来的话是不能做贷款的，但如果是存款的话，75%是可以做贷款的，因此是两个价格，而在香港还有第三个价格(更低)。未来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价格呢？上海自贸区会不会成为中国海外市场的参照，这些都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上，我想谈谈人民币回流。个人认为，现在境外人民币是很少的，如果回流可以促进国内企业的发展，且成本比低的话，那这些都是可以在上海自贸区当中做试验。　　另外，现在大家可能更加习惯在国内环境下经营我们的金融，将来如果真的放开，资金大进大出，汇率上下波动时，究竟有没有足够的经验与应对方案来面临这些波动？这需要做一些准备。　　如何做大自贸区内经济体量　　梁信军 (复星集团首席执行官)　　上海自贸区作为“境内关外”，快速成功的关键是要把区内经济体量尽快做大，形成自我循环，以最大限度发挥特区效应。主要可以考虑以下五点：　　服务中国投资走出去　　从方法上来看，服务中国投资走出去，通过吸引海外并购主体落户、全球企业大中华总部落户、国人境外购物回区消费、国企出海跳板，都是做大区内经济体量的可行方案。　　中国资本走出去的体量已经很大了，去年我们的估算是达到800-900亿美元，今年估计将会有上千亿美元，如何将这一大体量投资流经自贸区，可以首先考虑：吸引中国去海外并购的主体落户自贸区。　　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两种方式：一是发挥中国制造大国优势，走出去并购品牌、技术、海外渠道、资源，支持加强国内制造优势的；二是利用中国成为全球主要消费大国地位，走出去并购国际行业龙头、扩大国内市场恢复全球增长的，这是未来成长更快的走出去方向。自贸区要考虑怎样吸引走出去并购的主体落户上海。目前，从香港出海拿并购贷款非常容易，但从中国大陆金融机构，民营企业拿并购贷款几乎不可能。现在借助自贸区，应该鼓励海外金融机构落户，提供民企“走出去”的并购贷款。此外，在香港，企业并购投资、获利退出的税收是很优惠的，未来自贸区为了保证并购主体尽量多地落户上海，就要尽量采用和香港差不多的政策。　　其次，吸引全球企业大中华总部落户自贸区。也是做大自贸区的重要选择。现在很多行业，在中国大陆销售额都已达到全球的20%-30%，利润达到全球的30%-40%，比如说奢侈品；其它部分产业的利润水平也在往这个方向发展，比如医疗和医药会在五年后达到这个水平。如果要让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的大中华总部落户，自贸区就应该赋予它们更大的便利，这其中包括个人税收、海关等等，这是一笔巨大的可吸引的经济体量。　　在吸引企业落户的同时，应吸引国人境外购物回自贸区消费。去年，中国的旅游人口在境外消费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数百亿美元的奢侈品消费，如果在自贸区建立免税店，允许境外消费意愿境内实施并提货的话，这部分税收就可以留在国内，留在自贸区内。除此之外，自贸区还应帮助上海和全国的国企实现全球化，成为国企出海的跳板。　　所谓金融资源落地，是指引进、利用海外低成本金融资源落户，帮助降低国内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同时做大区内经济体量。　　首先，现在境外的金融资源非常便宜，包括韩国 、台湾、美国、欧洲的贷款利率只有中国的不到一半。这些资源中国企业现在无法使用，有了自贸区之后，是否可以将这些资源利用起来？引进、利用海外低成本金融资源落户，帮助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切实服务于国内实体经济。　　其次，现在中国股在海内外的股价都非常便宜，能否利用、鼓励海外金融机构来自贸区创新金融产品，连带帮助提升中国的股价。　　实质扩大吸引海外投资目录范围，并在“投融管退”、运营准入各核心环节提供有竞争力的政策，鼓励养老、医疗、创新金融等服务业落户，做大区内经济体量。　　自贸区相当于境内域外，需要帮助他们打通境内服务市场，才能做大区内经济体量。在过去我国鼓励海外投资战略目录(如高科技、3D，环保产业等)之外，现在应该把服务业纳入到鼓励行业当中。　　服务中国经济转型，立足地方政府未来以减债为主基调、靠政府负债红利实施投资拉动模式无法持续的现实，将地方政府过去在做、现在想做但未来没有能力实力做了的，开放运营许可给境外资本、社会资本去做，比如基础设施、土地治理整理、不动产投资信托等，做大区内经济体量。　　当前个人资产有超过40万亿在银行享受着不满意的低收益，未来国内金融资源会快速向有投资专业能力、资产运用能力的机构集中。当前国内的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稀缺，自贸区应该吸引国际高水平专业资产管理机构落户，打通境内个人资产全球配置渠道，广开投资渠道，服务于增加老百姓个人财产性收入的同时，聚集大量资产管理机构。　　此外，自贸区还应该创造条件、方便境内企业在区内进行全球资产配置。比如保险 ( )公司、公募基金、社保、年金、私人机构投资者，允许企业投资于复苏的美国经济，投资于处于底部的欧洲经济，而不能限制其只能投资国内，方便他们找到与他们的资金来源及负债端需求久期匹配的安全稳定长期的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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