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谈医生荒七成肺移植手术靠一个医生做《新闻》

发布时间：2020-08-28 19:20:01 阅读：次来源：测定仪厂家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3月6日，全国共219365人通过书面和网络途径，成为逝后器官捐献志愿者。自两年前，我国宣布停用死囚器官后，器官移植逐渐步入阳光地带。但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器官移植管理体制不够完善、专业医生短缺、手术费用较高等困境。如何走出这些困境？

北京青年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

　　资料图

　　【对话人：黄洁夫】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之前用死囚器官是事实，现在我们改了，全世界都能看到，都会尊重。

　　我们没有“活体摘器官”，那是胡说八道。

　　我也是志愿者之一，很早之前在红会做器官捐献登记的时候我就是了。支付宝上线之后，我还想第一个报名，结果大家速度都太快了，我没抢到第一。

　　谈梵蒂冈会议

　　“器官移植旅游”去年在中国已无一例

　　北青报：梵蒂冈教皇科学院举办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2月7日至8日在梵蒂冈召开，您应邀参会，为何引起国外一些人士不满？

　　黄洁夫：之前教皇科学院发来了邀请信，我当时觉得去的可能性不大，我们跟梵蒂冈也是没有建交。后来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支持，说我应该去发出中国的声音，向世界说出中国真实的情况。我们派出了一个8人的代表团，由我担任团长。

　　其实，一开始我坐在峰会的现场，还是如坐针毡的，我们确实没有发声过。梵蒂冈峰会上很多国家对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的态度是“两头小，中间大”——支持和了解中国的人很少，反对我们的也很少，但是有很多人持怀疑态度，包括之前“活体摘器官”等谣言，我们虽然宣布取消使用死囚器官，但是对谣言没有发声、反驳过，(这些谣言)他们相信。

　　北青报：那这次峰会上，您是如何发声的？

　　黄洁夫：要发声必须要先改革，如果我们国家没有取消使用死囚器官，我是没有办法发声的。在峰会上，我是用了孔子的话，“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更也，人皆仰之。”意思就是，中国之前用死囚器官是事实，现在我们改了，全世界都能看到，都会尊重。但是，我们没有“活体摘器官”，那是胡说八道。

　　我承认，中国曾经是器官旅游的热点国家和地区之一，每年有数以百计的外国人来中国器官移植旅游，当时用的都是死囚器官。但是，中国政府从2007年推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09年原国家卫生部要求外国人旅游要经过卫生部的批准，这之后器官旅游的案例就越来越少了。2015年中国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公民逝世之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到2016年一例都没有了。这也与峰会上其他国家提供的数据相符合，有中东国家的代表就说，他们以前都是把中国作为器官移植旅游的最有希望的地方，现在再也不来了。

　　北青报：您的发声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黄洁夫：很多国家对中国的态度都从怀疑变成了支持。最后峰会发表了11点声明，其中关键的几点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倡议，比如关于世界卫生组织参与全球器官移植的监管，就是我在会上建议的，在草案中增加了进去。

　　谈器官捐献

　　应把器官捐献补充到移植条例中

　　北青报：去年我国器官移植和捐献情况怎样？

　　黄洁夫：去年我国公民身后捐献4080例，完成了1.3万例器官移植手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器官移植的大国，我们的器官捐献数量也在世界排名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手术成功率比以前大大提高，其中肝移植的一年成活率超过了95%。

　　北青报：2010年初，我国政府启动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但是几年来登记志愿者并不多。去年底，支付宝开通“器官捐献登记”，到现在有超过10万人参与了志愿登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比？

　　黄洁夫：我也是志愿者之一，很早之前在红会做器官捐献登记的时候我就是了。支付宝上线之后，我还想第一个报名，结果大家速度都太快了，我没抢到第一。

　　最开始做器官捐献登记体系是在红十字会，但是发展很慢，因为登记要填的表格很复杂，足足有3页。2014年，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站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平台先后上线，但还是有登记手续复杂等因素，到去年支付宝上线前，两个平台也才有8万多份志愿登记。所以借助了互联网平台，简化登记流程，缩短登记时间。

　　其实，做器官捐赠志愿者跟实际器官捐赠是两码事，成为志愿者就是个“yes”还是“no”的问题，再把身份证信息留下来，就ok了。

　　北青报：所以，成为志愿者不意味着一定要捐赠器官？

　　黄洁夫：我们做志愿登记是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而不是让大家都变成捐献者。这是一种爱心的表达，不意味着有任何捐献义务需要履行，更不用志愿者自己去联系医院。我们其实希望，器官捐献志愿者都不要成为器官捐献者。

　　真正的器官捐献还是在ICU里面完成的，是需要家人同意的。每年我们在ICU死亡的人数在600万左右，只要有千分之一的人进行捐赠，就能够满足目前对器官移植的需求。现在通过志愿宣传，把器官移植事业变成群众都能享受到的公共卫生服务，这样我们在ICU遇到可以进行捐赠的情况时，可以正大光明地去跟家属谈，家属也能接受。

　　北青报：您今年的提案也是有关捐赠内容纳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黄洁夫：随着我国移植事业的发展，2007年的《条例》已经不适宜移植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器官移植中，捐献是关键，所以我建议把器官捐献的内容补充到条例中。比如，中国红十字总会在器官捐献工作中的作用，国家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的职责与功能，包括中国人体器官分配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器官获取组织(OPO)、器官捐献协调员等职能，让器官捐献工作有法可依并为今后进一步完善和制定我国的器官移植法奠定基础。希望条例的修订，能为未来器官移植捐赠的立法奠定基础。